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崆峒山佛教

来源:大悲咒功德网作者:时间:2019-11-15 09:12:01
崆峒山啊曾数次犯渭州,但由于他们已领教过崆峒山僧众的精湛武艺,所以从此再不敢骚扰崆峒。  由于僧众抗西夏有功,宋仁宗于第二年降旨嘉奖崆峒僧众,并对率众僧冲锋陷阵的住持僧法淳赐紫色袈裟,并赐号“志护大师”,给法涣、法漫、法深、法汾等僧各赐紫色袈裟以示嘉勉。朝廷并赐银给寺院,以为供僧修寺之资。宋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法轮寺石经幢刻制完成。  南宋时,金朝曾统治平凉诸地,并设大元帅府在境内。金大安

崆峒山啊曾数次犯渭州,但由于他们已领教过崆峒山僧众的精湛武艺,所以从此再不敢骚扰崆峒。

  由于僧众抗西夏有功,宋仁宗于第二年降旨嘉奖崆峒僧众,并对率众僧冲锋陷阵的住持僧法淳赐紫色袈裟,并赐号“志护大师”,给法涣、法漫、法深、法汾等僧各赐紫色袈裟以示嘉勉。朝廷并赐银给寺院,以为供僧修寺之资。宋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法轮寺石经幢刻制完成。

  南宋时,金朝曾统治平凉诸地,并设大元帅府在境内。金大安二年(1201年)由金廷皇族贵胄出资铸万斤大钟于崆峒明慧禅院,并改禅院为滹沱寺。

  元朝已佛教立国,皇室成员都要灌顶受戒。就练黄帝登极加冕,都要先在佛殿行皈依加持,然后才得授皇权,佛法在大元一代达到鼎盛。所以崆峒佛教到了元代,其声望显赫,如日中天。

  大元帝国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,在灭了辽金之后,立即将六盘山和崆峒区境作为重要战略枢纽,全力经营。设行宫、造兵库,战时的朝廷或指挥中心就在区境及凉殿峡一线。战乱对崆峒佛教虽有破坏,僧众虽有走散流失,但寺院香火未绝。成吉思汗后来就四于六盘山的行宫。其子窝阔台继位,仍重视区境的战略要地。窝阔台死后,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帝位,由于忽必烈首先控制了六盘山和崆峒这一重要咽喉要地,皇帝宝座最终归忽必烈所有。忽必烈登极后,立即封其爱子忙哥刺为定西王,镇守六盘山、崆峒要地,控制四川、陕西、甘肃以及通东西亚欧的六盘道和鸡头道(崆峒道)。忙哥刺镇藩区境时,请准其父皇,将帝师八思八大师之叔父高僧槊里吉察思揭兀指派为皇子之上师,并与其受戒弟子商从行同来镇所。商从行为王府首相,他们一到平凉,就先上崆峒山拜佛。对崆峒佛道场的庄严清净,大加称赏。槊里吉察思揭兀有永居崆峒山之意,弟子商从行禀事之命,请准安西王,由王府出资,在崆峒东台建密宗道场宝庆寺。“为殿为堂,轮奂龜飞,金碧炫烂,无不赞叹”。宝庆寺从至元十年始建,到十五年八月落成(1273—1278年),安西王携妃逊多礼、世子及公主和百官登山朝礼,并设佛供。安西王还逐一瞻仰了全山寺院,对僧众皆有赏赐,并特别表彰商从行师徒在建寺护法中精敏辛苦、创修宝庆寺的功绩。并特受宝庆寺为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西夏等地佛教寺院僧众的主管寺。商从行师徒司三品银印,为释教之统领,时人将之比为再来之佛图澄与鸠摩罗什。至此,明慧禅院将为从属,寺名亦改为真乘寺。宝庆寺统领西部和西南诸路佛教,在大元统治的近百年中,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当时僧徒往来于道,都是官府驿站接应,而且登级在官员之上,因此地方官对此都有怨言。这是《元史》中有记载:“泰定二年,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、静、会、定西等州,见西番僧配金字圆符络绎道途,驰骑累百,传舍至不能容……”从这里亦可看到当时崆峒佛教之盛了。

  到了明代,宝庆寺的特权随元帝国的瓦解而不复存在,但法轮寺此时已成为崆峒佛教的主导之寺。明洪武帝朱元璋,封其二十二子朱?为安王,就藩平凉崆峒区。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(1417年),安王死,无子国除。到永乐二十二年(1424年),改封辽东的韩王迁居平凉崆峒区,韩王共传十一世,在平凉崆峒区历时212年,与大明朝共终。

  明成竹篱为朱元璋第四子,封燕王,就藩北平,朱元璋在位时太子已死,他便传位给皇长孙朱允炆,史称建文帝。洪武、建文两帝都崇佛。成祖朱棣在夺取其侄建文帝位的时候,说是曾得到北方真武大帝神助,他即帝位后,下令全国各大名山都要自在显著地方祀真武大帝。崆峒山大顶之大雄宝殿奉命改祀真武。旧山志载:“初,明成祖崇祀真武,寺宇因改建真武,照依武当山,以三月三日为朝山之期,而远近乡氓相沿旧俗,犹以四月八日为释迦佛会,供奉香烛净水,至今不改云。”到了嘉靖初,山西、延安等地游僧混杂山寺,倒卖山寺资产,并非法致死人命。被韩王从弟西德王知道,便借机将寺产收归己有。法轮寺、真乘寺僧众不服,住持僧圆明、圆洪、碧天、真乘等出面,将寺山土地献给韩王,“西德王不敢争”。嘉靖三十年(1551年),襄陵王因事人朝,将崆峒山佛教寺产一事上奏朝廷皇帝降旨,将寺地全部交平凉县收管,“招民佃之,输租三百石,即崆峒里也”。至此历时800多年,由唐太宗李世民划给崆峒山佛教的供养田,不再为山寺所有,原山中日供近千人食用的场景不再重现。但佛教并未就此消沉,就藩平凉的韩王,格外崇仰佛道两教,王府成员皆敬事僧众,并赐钱复修崆峒山寺庙。城区寺庙颓者补修,风脉处建寺。尤其一提的是原延恩寺旧址荒废多年,经韩王向明英宗奏请,英宗御赐“延恩祝圣寺”匾额,并拨专款重新寺宇,重建宝塔,俗称宝塔寺。延恩寺为韩王府专用道场,其时各郡王府也争相出资建寺,一时城区相继建起报恩寺、慈恩寺、崇福寺、南庄寺、上圣寺、(上寺台)、韩二府寺、韩六府寺、褒四府寺等一批新寺院。道教庙宇,也从崆峒山到平凉城区,随处可见。其时佛道二教相倚而存,有佛寺必有道院,如宝塔寺东侧,就是道教的东岳庙,至今此格局在崆峒山依旧未变。由于王府和官宦对佛教的崇仰和护持,崆峒区境佛事活动深入人心。真如俗语说的:“户户弥陀佛,家家观世音。”进士王源翰有竹枝词写道:“东关浮屠起七层,禅房罗列夜传灯,韩藩好佛人多化,处处经声处处僧。”

  清代,区境佛寺道场基本延续明代规模。但由于缺乏如韩王那样的大护法人物,佛事活动相应减少,专注清修成为这一时期崆峒佛教的特点。

  清代后期,区境成为多事之地。同治年间社会动乱,杀戮抢掠祸及丛林,区境佛寺道观几乎被焚掠殆尽,崆峒山亦未能幸免。战乱之后,山中只剩两位僧人,一住西台,一住北台。崆峒佛教活动,至此衰落不振。所以当虚云法师清末慕名来访崆峒时,见山景幽胜,群峰拢翠,寺宇残破,佛事冷落,几乎无人能传心要,遂吟诗以追怀对仁智禅师的尊仰之情。诗曰:“凿破云根一经通,禅西远在碧霞中。岩穿雪窍去爱你峰冷月到禅心五蕴空。”

  进入民国,崆峒佛教虽仍是陇东最大的佛教丛林,但僧材不足,其影响力远非盛时可比。到民国21年(1932年)本地清未举人,民国时曾任过甘肃民政厅长、四川烟酒督办的郑浚卸任回乡。他概叹崆峒佛教宗风不振,认识到佛法衰落的原因有三:一是僧材不足;二是佛法与世法日渐相离;三是佛法教育未能普及。他决心为振兴崆峒佛教而奉献一切。此后,郑浚并联络同仁,发出倡议,集资筹款,针对佛法衰落三原因而做三事。一是将崆峒佛事活动中心从崆峒山移到人口集中的平凉城,便于佛法能直接面对民众,使佛法与世法两不相离;二是从南方佛教活跃区请高僧来平弘法;三是与佛经流通中心直接联系,输入法本经书,普及大众。由于郑浚等人的倡导策划,很快便在平凉市东大街建起一处佛教寺院,称佛籁精舍。殿阁庄严。佛像焕彩、佛殿、藏经楼、讲堂、僧房、居士林、厨库、水房等一应俱全。藏僧青莲应邀主持寺院,郑浚的弟子朱虚斋居士负责杂务。其后又陆续从普陀山和陕西等地请来普明、普静、普智、普德等高僧。本地皈依居士数千人,陆续入住寺院的僧人逾百数,常驻寺中僧众四十余人。崆峒佛教之复兴,初具规模。为使佛法普及民众,郑浚等人筹款专程到上海拜访全国著名高僧印光大师,并祈祷印光大师为崆峒佛籁精舍的指导上师,请他在方便时,将普及佛法的经本、论述法语简本寄赠流通。印光大师概然允诺。此后,曾多次经过邮传托运,寄赠许多佛教书籍读本。平凉民众,蒙惠良多。一时高僧云集,有贯三藏的住持僧普明,有拔贡出身能书善画的高僧戒成,有精通武术、能飞檐走壁的僧人老修行,有密宗高僧青莲和尚等。外地名僧也相应来平凉传法,有塔尔寺大活佛应邀来讲经说法,还有名僧心道法师和心一法师来精舍传法收徒,影响十分巨大。随着精舍活动的开展,并筹组成立了,平凉佛教会,郑浚为总理会首,朱虚斋为常务理事,住持僧青莲和尚等兼任理事。一时间佛教中心从崆峒山移驻平凉城佛籁精舍,精舍成为丛林而代十方常住。郑浚后来还在崆峒山天台修了千手观音殿,塑像庄严精美,为全山之冠。

  崆峒佛教自古以来,僧材辈出,代不乏人。虽因时代更迭,加之佛门不重名籍,许多珍贵史料湮灭无闻。但从散见于零星典籍或残碑的记述中,亦可见其星光了。我们前已述及,崆峒山自古至今,佛道共据一山,各自弘扬自己的法教。正史中记秦皇、汉武多次登临崆峒山,除政治军事之外,亦有求教法化的内容。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朝,皇家多有颁诏赐赠崆峒佛寺田产金银、法宝经藏,甚或赐紫衣赐法号,这在整个西北佛教历史上都应当是大书特书的。由于帝王家的特殊关爱,隶属著名人物都以能一登崆峒为幸事。从西汉司马迁到李白、杜甫、骆宾王、游师雄、范仲淹、王钧、林廷玉、李攀龙、李应奇、罗潮、顾光旭、毕沅、张澍、邓廷祯、左宗棠、吴大澄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等直到民国于右任、安维峻等政要名人,笔难尽记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佛学造诣极高的学者,入毕沅、左宗棠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于右任等。相应地,住山修行的僧人中,高僧所示现的人天之师的大师级龙象,是庄严道场、引领人望的主要原因。如唐代高僧仁智禅师,宋代被仁宗皇帝赐紫并封赠“志护大师”荣号的住持僧法淳,元代被帝廷赐给三品银印的高僧槊里吉察思揭兀、商从行,明代有圆明、真乘等法师,清代有易庵老人、补岩和尚、亮旭和尚、彻空和尚等,民国时期有青莲法师、普明、普智、普德等高僧。由于崆峒佛法由来皆盛,全国各地僧众往来挂单参学交流,从未间断。许多享誉国内外的高僧大德也与崆峒多有来往。如近代高僧虚云法师,清末等崆峒并留有诗作;心道法师还曾在平凉进行佛法讲座,并传戒授徒。同期,塔尔寺、拉卜楞寺高僧活佛亦曾来平凉崆峒传法。在著名传法大师中,印光法师虽然未能亲到平凉,但他受郑浚等人礼请,成为平凉崆峒佛教的指导上师,并多次寄赠经藏佛书,与崆峒佛教四众弟子结下深厚法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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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佛教作为社会构成的一支,随政策之走向而起伏。50年代,中央宗教政策十分务实,佛教徒欢欣鼓舞,学法与学政策并重,并坚持农禅思想,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,自力更生,爱国爱教思想深入人心。崆峒佛寺,每月都有为国祈福法会,佛事活动蒸蒸日上。后来随着宗教政策的“左”倾和逐渐极左化,崆峒佛教在几经风雨后被迫停止。从1958年砸毁金钟明锅,大小铜铁佛像被毁。到1964年残剩寺宇被拆毁拍卖,珍贵佛教文物荡然无存。“文革”十年浩劫更将这种破坏发挥到极致,山中所有佛寺残余被彻底毁坏,古树名木遭砍伐,佛教尽只留下舍利宝塔卓尔不群地危立山殿。所幸十年“文革”结束后,党中央拨乱反正,认真落实宗教政策,崆峒佛教从艰难中很快恢复起来。先有青莲法师入室弟子临济宗昌正号心悟法师、曹洞宗传入常慧法师等先后归山。1984年,改革开放后崆峒第一届佛教协会成立,常慧和尚、心悟法师先后任会长。其后,由妙林法师任崆峒佛协会长,接手主持崆峒佛协教务。一个新的发展前景从此开始。

 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尽活力,也给宗教活动带来了无尽生机。有各级党政宗教部门的关怀,有宗教政策的明确指导,有佛教四众弟子的无私奉献,又有住持僧的高瞻远瞩,崆峒佛教事业重兴,十方丛林法轮禅寺很快在一片瓦砾堆上重现了盛唐的庄严辉煌。崆峒佛法中兴弘传,化导人心,净化社会普施法雨,为创造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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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轮禅寺的重新建成,也带动了崆峒山各属寺的建设。山中五台各寺也以全新的格局对外开放。在城区、法轮禅寺下院圆通寺改扩重建,成为城区一处壮美殊胜的佛教圣地。经韵梵唱,四众皈心。与此同时,城区和境内,经政府宗教部门批文恢复的寺院还有佛光寺、观音殿、庄严寺等。

  法轮禅寺联系指导的周边各寺院,也都在当地的政府宗教部门和政策指导下,由四众发心,重新了佛教道场。佛法在这一广大区域内,滋润着众生心田。

  释迦文佛悲悯众生,四十九年说法施教,以阐明人生宇宙之根本奥秘,揭示众生轮转六道之根本症结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,大彻大悟,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。此间无一丝迷信,无半点虚伪。所以说佛教是正信、智信、科学、积极向上的济世之学,与儒家的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互为表里,互不相违。所以佛教一入中国,便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水乳交融,渗入华夏民族的心灵深处,成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优秀传统。许多佛教节俗,已成民族风俗节庆的一部分,与今天改革开放后的旅游经济生活融为一体,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涵养。在建设和谐社会、和谐平凉、和谐崆峒的今天,弘扬爱国爱教,提倡破迷开悟积极向上的佛教文化,正是崆峒佛教的精神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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